这时我身边有个当地人说出汉语，我惊喜地看着他，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。他笑了笑，解释说他在拉萨读过书，所以会一些汉语。他帮我翻译了我的好奇与感谢，也把老人们的话转述给我。于是，那些围着桌子的陌生面孔，忽然变得具体了起来。

坐在我对面的老人，叫次仁，今年七十二岁。他家在日喀则下面的一个牧区，这次是专程赶来，只为接受班禅大师的摸顶赐福。说到班禅大师时，他的眼睛亮了起来，那双浑浊的老眼里，有一种近乎孩子般的纯真与狂热。他用手比划着，通过年轻人的翻译告诉我，这是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。“能得到活佛的摸顶，是一辈子的福气。”他说。

坐在我左手边的，是一位中年妇女，她的头发编成许多细小的辫子，身上挂满了绿松石和蜜蜡。她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，小心翼翼地打开，里面是一串佛珠和几张皱巴巴的钞票。她说，她要请活佛给她的佛珠开光，然后带回去给她生病的小孙子。“活佛摸过的佛珠，佛会听到我们的祈祷。”她说这话时，语气平静，仿佛在陈述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。

我喝着那碗咸咸的奶茶，听着这些故事，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感动。我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，或者说，我的信仰是理性，是科学，是那些可以被测量和证伪的东西。在我的世界里，没有什么全知全能的神祇，没有什么超越生死的轮回。人生的意义，是一个需要我自己去构建、去填充的问题，充满了不确定性和焦虑。

但在他们身上，我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。

信仰，对他们来说，不是一种思辨，不是一种哲学，而是一种生活方式。它像空气一样自然，像阳光一样不可或缺。它给了他们一套完整的解释世界的框架，让生老病死、悲欢离合都有了归处。他们不需要追问“人生的意义是什么”，因为意义早已蕴含在每一次转经、每一次祈祷、每一次朝圣的脚步里。

这是一种我所匮乏的笃定。

我忽然想起余秋雨先生在《文化苦旅》中写过的一段话：“文明可能产生于野蛮，但绝不喜欢野蛮。我们能熬过苦难，但绝不赞美苦难。我们不害怕迫害，但绝不肯定迫害。”此刻我想，信仰也是如此。我无法皈依他们的宗教，但我尊重并且羡慕那种被信仰所滋养的、笃定的生命状态。那是一种在严酷的自然环境和漫长的历史苦难中淬炼出的智慧，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，找到的与天地对话的方式。

谈话间，那位叫次仁的老人忽然起身，走到柜台前，又买了两壶茶和一叠面包回来。他把新买的茶和面包推到我的面前，用手势示意我多吃、多喝。年轻人笑着翻译道：“他说，你是远方的客人，茶要喝够，不要客气。”

那一刻，我的眼眶有些发热。

在这海拔近四千米的高原上，在这间喧闹的奶茶店里，我与一群素昧平生、语言不通的人围坐在一起，分享着同一壶咸咸的奶茶。没有任何功利的目的，没有任何交换的逻辑，只是因为我恰好路过，恰好坐下，他们便把我当成了自己人。